从小到大,他才是我们误解最大的历史人物

1

1924年的上海。

夕阳唱晚,在初冬萧瑟安静的天气里。

一个刚过而立的年轻人,在最后看了一眼上海的繁华之后。

毅然踏上南行的火车,转身离去。

没想到的是,这一别竟是半生,直到31年后他才有机会再到上海。

离开之后的他,大半生都猫在山沟里打游击;等到他再到上海,却已经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。

31岁离开,31年后再回,冥冥中透露出深不可测的人生际遇。

这个人就是毛泽东。

离开上海前,因为国共合作,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主持工作。

同时,还担任了黄埔军校上海招生点的负责人,主管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的招生复试工作。

而当时的上海,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名的大都市。

十里洋场,歌舞升平;醉生梦死,纸醉金迷。

这里有黄包车,女人们开叉的旗袍,有弄堂雨巷、家短里长,甚至已经有了煤气、电灯、自来水,抽水马桶和电梯。

文人雅士们的消遣除了麻将、高尔夫,还可以去青楼买醉。

租界里动不动会搞“花国选美”,妓女们浓妆艳抹、争芳斗艳,冠军居然叫“大总统”,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。

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正大行其道,这种披着才子佳人外衣的YY小说,很大程度上就是民国版的《霸道掌柜爱上我》、《梨花带雨更倾城》。

就在这一年,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,凭借九十万字的章回小说《春明外史》一举成名。

他后来还写了两本更有名的书,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,书中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,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。

 

2

在国民党的党史馆里,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。

是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决算书,里面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的工资。

一个月120元。

如果有人还记得,就在5年前,他第一次去北京,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当管理员,一个月的工资是8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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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他自己来说:这个8元的工资已经不低了。

离开北京时,他曾转道上海,因为没钱,不得不靠给别人洗袜子度日。

这样一对比,你就知道对毛泽东而言,仅仅过了5年,他的收入就已经天壤之别了。

简直完美回答了知乎著名问题:“工资突然爆炸式提升是什么感觉?”

事实上,毛泽东当时一个月的工资,已经顶得上普通工人大半年的收入。

那年代,男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20元左右,女工只有13元左右,童工更惨,只有10元。

而这个数字,是按照出工30天,每天工作10个小时计算的。

广大农村的农民们,一年摸爬滚打,到年底能有几十元的结余就不错了。

毛泽东的父亲是韶山著名的富农,一辈子的苦心经营,各种精打细算,据毛泽东自己统计,最后家庭总资产大概两三千元的样子。

按照毛泽东当时的工资,不用两年,就能挣到其父亲一辈子的积蓄。

离开上海一年后,毛泽东更是不得了了。

他去了广州,被推荐成了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,同时还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

按照《民国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》,作为部级领导,这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应该在680银元左右,按现在的标准,大概可以算得上财务自由了。

与此同时,很多上层社会的名流都和他结交。当代理部长的时候,毛泽东甚至曾到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讲演,给蒋介石上了一堂生动党课。

很多国民党元老也非常欣赏毛泽东,比如汪精卫,代理部长一职就是他推荐的。

1926年的长沙《大公报》还曾经有过一个报道: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,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、新化、衡山、衡阳、湘潭、醴陵、宝庆、攸县、武冈、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。

这可是以中央大员身份巡视地方啊。

33岁,官至正部,收入颇丰,结交的都是社会上层。

就算是按照现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,他也算是走上“人生巅峰“了。

 

3

那么,像毛泽东这样青年得志的“成功人士“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呢?

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,除了日常的党务工作,毛泽东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研究“三农“问题上。

他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,几乎每会必讲农民,必讲农运,必讲土地问题。

在国民党二大上,毛泽东更是主持修订了《农民运动决议案》,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。

即使后来辞去了代理的宣传部长,他仍然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。

在农讲所的几个月中,毛泽东写出了《中国农民问题》、《农村教育》两部讲义。

他分析从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,就是因为没有完全得到3亿2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”,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:“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”。

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开幕式上,他向与会者致词说:诸位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。

一个生于农村、长于农村,好不容易凭借努力摆脱农村、进入大城市,甚至已经只脚踏入上层社会的人,每天居然都在想农民的问题。

这和现在多少狗蛋、翠花,一到大城市,进入国贸格子间,就改名叫Jack、Lucy,迫不及待地和农村划清界限,简直成了鲜明对比。

但说来好笑的是,虽然毛泽东整天奔走呼号,却收效甚微。

不仅当时的国民党对农村问题、农民运动根本不感兴趣,就连共产党内部也很不以为然。

中共三大的时候,在毛泽东坚持下,虽然通过了《农民问题决议案》,但谁也没有把这个文件真正放在心上,后来更是要求不要把农民运动发展得太大。

之所以会这样。

是因为在当时大城市里生活,特别是中上层人士的眼里,广大的贫民、农民其实都是可以忽略的。

他们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在干什么、有什么需求、有什么想法,Who care?

他们身在这个国家,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群体,但又好像与这个国家无关。

哪儿的政府又垮台了,哪个军阀又上台了,除了照例的苛捐杂税,几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联。

这才是真正的民国。

这是有些人的盛世,是更多人的荒年。

事实证明,后来我们说“万恶的旧社会“,民不聊生,是不准确的,至少是片面的。

对于某一些人而言,民国,是天堂。

他们不仅生,而且生活的很好。

所需要的就是,筑起一道坚固的堡垒,堡垒里的人醉生梦死,哪管外面尸横遍野。

史料记载“上层社会普遍恐惧工农运动,并愿意支付军费来进行镇压。

现在民国粉们所津津乐道的,民国时期“经济自由”、“社会开放”、“文化发达”,不好意思,那都是对极少数的上层人士而言。

如果有幸穿越回去,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那剩下的95%,食不饱腹、衣不遮体,还要时常被地主劣绅压迫的普通老百姓。

我们现在去读民国文人们的著作,看他们笔下的民国温情脉脉,充满了自由浪漫的气息,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。

但更多的贫苦老百姓,是沉默的。

那么,当时真正的农村又是怎么样的呢?

根据毛泽东的统计,当时的中国农村,贫农占百分之七十,中农占百分之二十,地主和富农只占百分之十。

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辛苦一生,也就能勉强度日而已。

当时有一本书《黔滇川旅行记》,里面记录了作者一路看到的凋敝景象:

儿童十五六岁以下,终年是赤着身,有太阳时,晒太阳取暖,无太阳时则藏于草中,女孩十五六岁时,仍多无破裤可穿,仅用麻片以遮身。此非少数者,普通大约都是如此。

前面提到过的作家张恨水,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,其知名度应该超越了现在的郭老师、顾老师,曾经到西北一带去旅游,一路所见荒旱连片、土匪横行,生灵涂炭,这对他造成了很大触动。

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叫《燕归来》,开篇几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景象:树皮剥尽洞西东,吃也无时饿越凶。百里长安行十日,赤身倒在路当中。 

这之后的张恨水性情大变,写下了很多农村、抗战之类“主旋律“题材的小说。

这感觉,就像郭老师有一天去写XXX村扶贫报告一样不可思议。

而毛泽东,不仅当过省城小学的校长,杂志社主编,还在上海、在广州“当了大官”,是比张恨水还要知名的、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名流。

他原本也可以躲在堡垒后面,只看这个社会最光鲜亮丽的一面。

但毛泽东自己从堡垒里走出来,不仅走到了他们中间,而且将他们发动了起来。

八七会议后,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,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。

毛泽东表示,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,愿到农村去,上山结交绿林。

在很多人的理解里,这更不可思议了。

 

4

1945年,一个叫西德尼·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,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: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,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,结果,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。

事后,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,因为这个父亲以为,按照中国的惯例,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“法官老爷”必须收取的“好处费”。

这就是乱世中的人命。

西德尼·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,他后来成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。

几十年后,李敦白回忆说: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,那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,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,在旧中国的制度下,老百姓命如草芥。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,是因为这件事告诉我们,什么是“革命”,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。

长征的时候,最让蒋介石难以理解的是,为什么红军越打越多,越来越多的贫苦老百姓愿意跟着毛泽东走。

其实答案很简单,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当人看。

他不仅不怕他们,而且愿意接触他们,和他们打成一片。

他说:农村是海洋,广大农村是休养生息的地方,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。

他愿意同老百姓们谈心聊天,教他们读书识字,告诉他们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

在中央苏区,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了语文课本。

其中的《新三字经》开篇就是这六个字:天地间,人最灵。

是的,毛泽东一直觉得,这些看起来面黄肌瘦,眼神躲闪,不识字、受尽剥削的贫苦老百姓,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,都有自己的追求,也想要过上好的生活,也应该平等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不该受到谁的压迫。

只要团结起来,他们将拥有世界上最磅礴无比的力量,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大写的“人“。

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,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!

国际悲歌歌一曲,狂飙为我从天落。——毛泽东

 

井冈山的时候,一位红军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到:“我天天行军打仗,钱也没有用,衣也没有穿,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,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,因为是自由的,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。”

因为毛泽东和他带领的那支军队,普通老百姓也开始有了生活,有了梦想。

当举着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,他们惊讶、欣喜、冲动。

然后,他们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粮食,帮助红军救治伤员,给红军当向导,很多人就这么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,无论走到哪里。

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部队,来自人民,又要启发人民,解放人民。

因为来自于农民,所以,即使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候,也始终坚持对老百姓秋毫无犯。

蒋介石打来打去,天天不屑地将红军称之为“共匪”,也没有把红军打成流寇、土匪。

如果怀疑史料,可以看看对手提供的消息。

……(共匪部队)对人民毫无骚扰,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,每取一头,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……战电令,爱护民众,勿为匪所利用,为要。– 蒋中正

 

5

与现在很多人想象中不一样的是,毛泽东虽然到了农村,放手发动起了群众,但他的革命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,人生更是充满了挫折坎坷。

特别是初期的时候,由于毛泽东思想太超前,开会的时候长期各种开群嘲,上来一句以上全错,下面听我的blabla,甚至是对中央的决策也是绕弯子执行。

很容易遭人恨。

井冈山时期,毛泽东就曾被开除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,甚至被误传为“开除党籍“。

1929年,红四军召开七大,身为领导的毛泽东居然落选了,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立的红四军,后来因病请假不参加八大时,又被怀疑是“闹情绪“,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,无奈下只能被担架抬着到会场。

到了1932年10月,更大的挫折来了,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。

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,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,想都别想;打南昌,毛泽东说也不行;打赣州,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,赣州是铜墙铁壁。

共产国际觉得,给脸不要脸是吧,那就一边玩去吧。

这一次的挫折十分严重,连他的弟弟、弟妹、贺子珍都受到牵连,很多人有了顾忌,不敢接近毛泽东。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, 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。

毛泽东说,那段时间,鬼都不上门。“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,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
更可怕的是,长征都差点没把毛泽东带走。一直到最后,掌握领导权的博古才提出“还是要带毛泽东走”,这成了博古在长征前后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

陈毅后来曾说过:“毛主席是一个……受过污辱、冤枉和虐待的人……他被撤过职,受过党内审查,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,蒙受耻辱,被送往后方休养。没有人去看望他,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。

即使这样,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

不要以为,那时候的人,意志就都那么坚定。

要知道,最开始的党的领袖,陈独秀都脱离了党。

曾经的最高领导向忠发,刚被抓住就提出要投诚。

罗章龙、张国焘也都是稍受点挫折,就要脱党、叛逃。

后来,金一南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统计:

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,平均年龄27岁,都是青年人。

这些人里面,1人脱党,1人被开除,3人叛党,2人投靠了日本人,

也就是说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弃。

除开牺牲的几个人,真正坚持到底的不过两三个人,

而毛泽东正是其中之一。

这世界上,最怕的就是忠诚的人被误解,被误解的人不能坚持到底。

但毛泽东毕竟坚持下来了,这就是信仰与坚持的力量。

6

1921年7月,毛泽东和他年少时最好的朋友之一萧子升见面了。

他们一起乘船离开长沙,彻夜畅谈。

萧子升回忆说:“那是最后一个夜晚,我们同床而睡,一直谈到黎明。毛泽东说,如果我们全力以赴,不要一千年,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时间,就能够改变中国。”

但萧子升不愿意,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国家和人民,不值得他去牺牲。

萧子升的想法,其实是那个时代里很多知识分子的想法。

看看鲁迅笔下的人物,闰土、阿Q、栓子,都是懦弱的,盲目的,狭隘的,愚昧的。

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拯救他们,更不知道他们值不值得拯救。

就像九一八事变后,蒋介石写的日记里说:内乱不止,叛逆毫无悔祸之心,国民亦无爱国之心,社会无组织,政府不健全,如此民族,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。

国破家亡,有的人的选择了投降,有的人选择了逃避。

生逢乱世,苟活而已。但面对大厦将倾,面对江河日下,毛泽东却选择放弃曾经的优越生活,愤然而起。

难道因为弱小,就该被欺负吗?难道因为落后,就该要亡国灭种吗?

1925年到广州后, 毛泽东在填写 《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》 时, 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:“教过一年书, 做过两年工人运动,半年农民运动,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。”

在那样的时代,任意一个职业都可以让他独善其身,苟活于世。

但他的一生,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一生。

那时的他,其实并不知道革命能不能成功。

实际上,毛泽东虽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,但却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,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,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区别。

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,毛泽东与鲁迅一样,正因为他们是“失败者”,因此才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、真正的革命者。

任何一个时代,都有碌碌无为的人,都有得过且过的人,都有怨天尤人的人,但也有拍案而起的人,有积极向上的人,有浩然正气的人,有甘愿身入苦海、矢志不渝的人。

所谓伟人,不仅在于做出了伟大的事业。

而在于他必须先有伟大的人格,树立了伟大的信念,做出了伟大的举动。

就是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吾往矣;就是能人之所不能,为人之所不能为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他,更有多少人曾经误解了他啊!

惧怕他的视他为洪水,崇拜他的视他为圣人,将他捧向神坛。

但更多的人也就是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罢了。

其实,我们更应该去实打实地了解他的真实经历,去感悟他的初心,去看他在关键时刻如何抉择,在面对困境时如何突破,在遇到诱惑时如何自律,在遭遇误解时又该如何坚守。

去体会他的格局、思想、意志和境界。

那是一种伟大的慈悲。

拿破仑说: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强大,一种是思想,一种是剑,而思想将最终战胜剑。

从1976年算起,毛泽东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四十多年了,他带走了他的剑,却留下了他的思想。

他的文章和思想,每看一次,都能对国家、社会、人生的很多认识,感到豁然开朗。

历史曾经误解了他,但人民最终证明了他;今天,可能有无数的人误解过他,但历史最终会证明他。

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,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,两人在江边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——

毛主席说“仗我们是不怕打的,帝国主义要想‘和平演变’我们这一代人也难;可下一代、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。中国人讲‘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’,英国人说‘爵位不传三代’;到我们的第三代、第四代人身上,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?我不想哪一天,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,再出现资本家、企业主、雇工、妓女和吸食鸦片烟;如果那样,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……

这大概就是为什么,我们现在还应该去祭奠这样一个人的原因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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