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江评论
2005年，无锡尚德在纽交所上市。
2006年，施正荣超过荣智健，成为中国首富。
2006年，光伏原料多晶硅价格暴涨，尚德与美国MEMC签订了多晶硅十年长单，锁定80美元/公斤的价格，当时市场价超过150美元/公斤。
2008年10月后，多晶硅价格暴跌，到2011年底仅为35美元/公斤。尚德不得不终止长单合同，并为此赔付2.12亿美元，元气大伤。
2013年无锡尚德破产重组。
而在无锡尚德破产的前一年，即2012年，西安隆基悄悄在主板上市了。
1、多晶硅与单晶硅——光伏其实可以算半导体行业
这里有必要普及一下光伏知识，我希望用最简洁，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这个讲出来。
提纲挈领：光伏其实是一个，或者说半个，半导体行业。
光伏发电就是利用了半导体的光电效应，太阳能电池就是一个半导体的光电二极管，核心零件就是硅片。
芯片和光伏的硅片，只有纯度的差异，光伏多晶硅纯度是6-11N，芯片的多晶硅纯度是9-12N，N是nine，9的意思，6N就是6个9，纯度99.9999%。可见芯片对硅的纯度要求更高。
光伏的原料，除了多晶硅，还有单晶硅。
硅材料根据晶胞的排列方式不同，分为单晶硅和多晶硅。二者最大的区别是，单晶硅的晶胞排是有序的，而多晶硅是无序的。所有的芯片，都是单晶硅，单晶硅才有更强的半导体特性。而光伏的硅片，可以是多晶硅，也可以是单晶硅。
而单晶硅，是从多晶硅制备的。
“提拉法”制备单晶硅棒
从多晶硅制备单晶硅，这个设备叫单晶炉，方法叫提拉法，就是把单晶种子放入多晶硅熔融状态的熔液，让熔液在单晶种子上结晶。然后缓慢提拉，利用单晶炉不同位置的温差，让熔液结晶成单晶硅棒。原理很简单，但工程实现，考验的是单晶炉精密的热场控制，提拉的精准控制系统，竞争优势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大数据上。谁做得多，谁的实验数据厚，谁就能形成自己的技术壁垒。
单晶硅多了一道工序，消耗能源，所以成本更高，但有更强的光电效应，光电转化效率更高。
光伏发展史上一直有多晶硅和单晶硅两条技术路线的竞争，虽然单晶硅转化效率更高，但制备成本也高，市场最终看的是利润和投资回报率，看的是折算成单度电的成本，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，这两条路线并不会从一开始就看出谁对谁错。
而隆基，在市场普遍采用多晶硅路线的情况下，走了单晶硅路线，杀出重围，成为光伏世界的王者。
至于无锡尚德，从锁定了多晶硅原料的10年长单来看，它一定是无意走单晶硅路线的，其次，它满足于做一个组装厂，无意进入上游做纵向一体化，自己制备多晶硅。
再次，无锡尚德对行业的判断是有巨大的问题的。光伏的普及，必须降成本，不断降低度电成本是唯一的出路，让度电成本低于火电、水电，才能普及，而不是靠政策补贴。无锡尚德锁定的价格是80美元/公斤，这无疑是天价。这个价格基础下，光伏行业不可能摆脱补贴健康发展，因为度电成本不可能有竞争力。
尚德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判。2020年，中国的多晶硅的产能已经超过了世界的70%，多晶硅最便宜的时候降到7美元/公斤，在连续涨了2年后，当前也才27美元/公斤。
无锡尚德舍近求远，与外国公司签订80美元/公斤的10年长单，这是对中国制造潜能的巨大误判。作为价格屠夫的中国工厂一旦开动，必然把所有高科技打成白菜价，而把所有高科技做成白菜，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，也是光伏普及的必由之路。
2、为什么是隆基？
隆基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。
1986年，兰州大学江隆基老校长塑像前举行了一次平常的入学教育，三个兰大新生包括李振国、钟宝申、李文学一起吹牛，说以后创办企业，都以“隆基”命名。
这三个年轻人成了后来的隆基三剑客：李振国，隆基的创始人，总裁；钟申宝，隆基的董事长；李文学，隆基的党委书记、副总裁。
1990年，李振国兰大物理系毕业，被分配到陕西省华县的华山半导体材料厂（741厂），这个厂来头很大，是1968年创建的三线企业，与峨眉半导体材料厂（739）和洛阳单晶硅厂（740）一起，是国家“六五”规划的三大半导体硅材料专业科研生产基地之一。
李振国当年在741厂干什么呢？拉单晶，对，就是用提拉法从多晶硅熔液里拉单晶硅棒，这是741厂的核心技术，拉单晶硅棒，做单晶硅片。741厂研制的单晶硅片曾用于“东方红”2号卫星、毛主席纪念堂低温控制系统的元器件产品中，这是这个厂最辉煌的历史。
之前说过，电子级的单晶硅比光伏级单晶硅要求更高，所以半导体材料厂来做光伏的单晶硅，其实一种降维打击。2009年，陕西省确认华山半导体为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业的龙头企业，这个老741厂也进入了光伏行业。
李振国在741厂干了两年，随后去了一家小的器械厂。1995年，他来到西安理工大学帮着建单晶生产线，两年之后，他承办了这家校办工厂，当时工厂里仅有两台单晶炉。1997年，西安理工大学与航天771所合资成立西安骊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李振国负责经营和管理。而西安理工，是国内单晶炉技术的执牛耳者，他们2007研制成功了中国首台12英寸的单晶炉。
2000年，李振国筹了50万创办西安新盟电子科技，主营单晶电子元器件，也就是隆基的前身。
2006年，李振国与创业伙伴做了一个重大的决策，业内称之为隆基的“豪赌”，也就是押宝单晶硅的路线。李振国说，“单晶硅相较于多晶硅，最大的区别就是成本比较高，但转换效率也高。即使多晶硅铸锭环节以后做到零成本，但随着单晶硅技术的发展，成本的下降，未来仍然会具备竞争力。”
经过10年的厚积薄发，2016年的5月，隆基的单晶硅拉棒环节的非硅成本，做到了3美分，论证了当时推论的正确。2017年，隆基实现营业收入163亿元，净利润达35.65亿元。
有人说，科学是一张纸，而技术是一道墙。捅破一张纸，需要天才与机运，而凿穿一堵墙，需要愚公移山一般的持续沉淀与耕耘。业内判断出单晶硅更有优势的绝不止李振国一个，但能坚持10年，凿穿技术那道石墙的，就只有隆基。
李振国的单晶逆袭与其说是一场“豪赌”，不如说是天地人的因缘际会，天降大任。兰大的传统，741厂的拉单晶，西安理工的单晶炉，都在为他去凿穿这道石墙做了充分的技术、经验与资源的准备。没有谁比他更适合，我们现在向后复盘，甚至要说，舍他其谁？
直到现在，隆基最核心的技术，依然是单晶与硅片切割技术，这方面隆基独步天下。它虽然不生产单晶炉，但掌握单晶炉的热场与控制系统，并有超越同行的庞大生产大数据沉淀，这成为它领先对手的核心优势。
3、不只是隆基，也不只是西安
前面说了，光伏其实算半个半导体行业，因为硅片是其最核心的部件。而隆基之所以能从西安异军突起，走通单晶的技术路线，和陕西本地的三线741厂、西安理工大学的半导体技术积累有很大的关系。
在我《中国需要新时期的三线建设》一文中有这样的观点：因为当年的三线建设优先考虑军事逻辑、政治逻辑，所以很多三线企业在改开后遇到了经营的困难，但它们通过搬迁重组，调整经营策略，成功渡过了市场化的阵痛，依然是当地的支柱型产业。
同时，工业的种子一旦播下，它会存储在社会中，不管是工业人口、工业文化、组织经验、还是技术沉淀，最终会生根发芽。湖南的世界级工程设备巨头，三一和中联，虽然不是源自三线企业，但都和三线企业有渊源，三一创始人梁稳根第一份工作在三线洪源机械厂，中联的詹纯新，原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，创业班底全部来自长建院。而长建院是原建设部的建设机械研究院，于1973年三线时期从北京迁至长沙。
梳理了在2021年底国内上市的光伏企业市值排行榜，我们发现，这种工业种子的播种与传承，隆基，它并不是特例。
很多人不明白，成都的通威怎么冒出来做光伏，原来不是做养殖和饲料的吗？其实通威做光伏的底气来自四川乐山的永祥。永祥的技术，来自峨眉半导体研究所（也叫峨眉半导体材料厂），就是前文提到的中国三大半导体材料基地，和李振国所在的741厂齐名的739厂，1964年搬迁到乐山的三线企业。
峨半所从1987年开展了对多晶硅技术的攻关，面壁10多年，终于攻克了多晶硅生产的“改良西门子法”中的4项核心技术，打破日德美等国的技术封锁，并于1999年10月建成中国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产100吨多晶硅生产线。
而施正荣，却在2006年，中国多晶硅产业已经实现突破但尚在蹒跚学步的阶段，与美国公司签下致命的10年长单。
可以说，峨半厂是中国多晶硅生产技术的奠基者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中国大多数多晶硅人才来自乐山，在中国多晶硅暴产能的时期，乐山多晶硅产线的操作工，都是各大厂争相挖角的人才。乐山当前的光伏硅、电子硅产业都越做越大，产业链布局也越来越长，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支柱产业，乐山也号称“西部硅谷”，是中国最重要的光伏硅生产基地，产能一度占了全国的1/3。
排第6的中环股份，全名”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原1969年组建的天津市第三半导体器件厂，虽然当前光伏的营收已经成为公司主力，但公司从未放弃半导体集成电路业务，依然把半导体当做主业，坚持两条腿走路。
从这个榜单可以看出，中国光伏做大的公司，或多或少与之前国家在半导体领域的科研院所有很大的渊源。
这篇文章算是《中国需要新时期的三线建设》一文的补充，目的是强化并佐证“三线”一文的观点：不要狭隘的看待比较优势，工业文化生根发芽，一代代工业人的奋斗，最终会改变最初的、狭隘的、仅仅植根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，在工业不断的变革中，他们终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，振翅破壳而出。
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无锡尚德靠的是东部沿海快速对接全球资本、产业链资源、市场的优势，而西安乐山，除了能源价格以外，真的就是靠30年，甚至50年面壁图变，凿穿技术壁垒的苦功，一种是商人，一种是工程师，两种各有高下，这不就是各自独特的比较优势吗？